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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情感傾訴] 被神明擊碎的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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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于 2019-6-20 15:01 |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|倒序瀏覽 |閱讀模式
今年3月一個下著小雨的晚上,走在路上,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話——這是父親去世后的8個多月里,母親第一次主動聯系我。

母親開口便向我要三弟女友喬喬的聯系方式。驚訝之余,一種難言的惶恐從心底卷席而來,我忙問她要干什么。幾番追問之下,母親才道出了實情:三弟瞞著她去深圳見喬喬了。

如果時間定格在2015年春節,三弟也許可以輕輕松松地和喬喬在一起,我們也許還會有一個安寧的家。

1

14年前,父親作為從老家粵西農村第一個走出去的人,有著一份稱心如意的事業;母親主內,將縣城的家里打理得妥妥當當;姐姐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,我和三弟分別在廣州、珠海讀大學,四弟還在念小學。在外人看來,我們一家是很美滿的。

2015年4月,父親確診原發性肝癌晚期的消息,徹底打破了這一切。

事實上,早在2013年7月,父親就已確診肝硬化,但他并沒有告訴任何人。此后,他依舊經常出差熬夜,也沒有定期復查,也會背著家人偷偷吃一些抗病毒藥,但吃吃停停、也沒有長期堅持。直到確診肝癌晚期、地方醫院要求家屬簽名時,父親才不得已把這一切告訴了姑父。

自從得知父親生病后,母親一如既往地,將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神明。

多年來,在老家封閉的小村子里,神明的指示都是大多數村民喜怒哀樂的唯一出口。外公生前是聞名鄉里鄉外的算卦先生,母親從小跟著外公在幫人算卦的路上來回奔波。而爸媽的結合,既是80年代父母之命的產物,也更“得益于”外公對爸媽命運的“解密”——兩人命里合拍。

母親從算卦先生那里求來的,是一道“救命符”——妻克夫,夫有難,不宜見,當遠離——如此一來,母親像是握住了救命的稻草,從此便不敢再見父親,照顧父親的重任全部壓在了我們姐弟的身上。

大姐主要負責父親的吃用;我負責求醫問藥、照顧父親;三弟休學回家,接管父親的生意。除此以外,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守著一條規矩:多照看爺爺奶奶和四弟,盡量順從母親。

6月份,父親消化道出血,從地方醫院轉到廣州進行保守治療。一個月后,第二次消化道大出血伴有肝衰竭,在危難之際,父親急需進行搶救性肝移植。

因為肝源緊缺,我們不得不在短短幾天內為手術和術后護理準備近百萬元。可是,3個多月的治療已經花去了40多萬,去年家里才剛給縣城的房子交了首付,再加上各地貨款難以回收,一時間掙錢成了最大的難題。

饒是如此,當我們苦苦哀求家里兩位親戚還錢時,收到的仍然只是“我盡量”的空頭支票——這些年,父親對親戚始終都是“能幫就幫”。作為是小鎮上大多數人眼中所謂的成功人士,家族里每個人有困難都會來找他,也正因為如此,他不敢倒下。

好不容易東拼西湊湊足了錢,我們才將父親送上了手術臺。

術后又折騰了近半年,父親的情況終于慢慢穩定了下來。2016年春天,醫生笑呵呵地送給我們一顆定心丸:“現在情況不錯,你爸爸以后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咯。”

出院那天,母親依舊在家守著神明,直到將父親接回家后,我們告訴母親目前父親狀況良好,母親才放下心里的疙瘩,一起在縣城住下。

那段時間,爸媽常在朝夕之時到海邊散步,四弟讀了縣城的初中,三弟在工作上日益得心應手,我則重返校園惡補功課。盡管父親每個月吃藥、檢查依然是一筆大開銷,但這對于一個患上絕癥的家庭來說,病情穩定、日子安穩,已是莫大的欣慰了。

2

然而這樣的日子,僅僅維持了3個月。2016年6月,一紙檢查報告——“肝移植術后復發”,再次將整個家碾得支離破碎。

母親又開始求仙問道,她一次次從算命先生那里討來“神仙水”和神符,將神符燒成灰,讓父親和著“神仙水”喝下。她怨天、怨命、怨自己克夫,更害怕自己會像算卦先生說的那般,成為戕害丈夫的罪人,于是,母親決意要與父親分居。

有神明保佑,只要她不見丈夫,丈夫就會平安無事——母親對此深信不疑。

一開始,我們也并不反對母親求神拜佛,更多時候,大家都覺得她太無助了,沒上過幾天學,神明是她面對苦難時唯一的精神出口。若迷信活動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母親的痛苦,我們倒也真該感謝老祖宗。

可長年累月,不光給家里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——去算一次卦少則幾十幾百,多則上千——更是全家人心力的耗損。尤其是在母親看來,我們沒有依從她從算卦那習得的言行,便是在“違抗神明的意志”。

母親變得越來越心神不寧,脾氣暴烈。家里老少都怕她,怕她因雞毛蒜皮生氣時的喋喋不休,怕她哭訴自己悲苦命運時無休止的怨念,怕她責備我們不聽話時的失落……可我們姐弟四人全都困于不知如何與她溝通,更不知該如何為她分憂解愁。

另一邊,父親的精神狀態也令人擔憂。

在抗癌路上,父親身心俱疲,對家里諸事也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,他相信科技,也相信神明,然而更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并肩作戰的人,顯然母親并不是。

在近30年的婚姻里,我的父母之間并沒有多少共同語言。生意上的事母親不懂,父親也很少傾訴,導致母親無法理解父親的辛苦,常常父親一回到家,迎接他的就是嘮叨、數落和長年累月的積怨。

父親生病后,他也從來沒有向母親訴說過自己的病情,即便是在病情危重的住院期間,父親也只是以“沒什么大礙,調理一下”來搪塞母親。

所以在母親提議分居、自己獨自回鄉下住時,父親并沒有反對。

3

2017年春節后,母親照例開始了新一年的求神問卦之旅。這次“有問題”的是我三弟。

三弟與女友喬喬讀同一所大學,兩人交往多年,感情很穩定。父親生病后,三弟回家接管生意,喬喬在繼續完成學業之余,也利用新媒體幫了三弟不少忙。父親住院期間,她多次來醫院探望,得知我要回校趕論文時,還不辭辛苦替我照顧父親。

母親拿著三弟和喬喬的生辰,找遍了鄉里鄉外的神婆和先生——在母親眼里,男女結合的唯一標準,就是神明口中的兩人“命里合拍”——據說,喬喬與母親是同一個時辰出生的,母親從神明那里接到命帖:姑娘亦是克夫之命,若與此女結合,他日必逢大難。

聽及此言,母親夜不能寐,她太害怕三弟來日會重蹈“夫妻相克”的命運,于是決心及時止損,拆散他倆。

那陣子喬喬恰好過來看三弟,母親將他倆拉到一邊,一本正經地傳達神的意志:分開吧,我都是為了你們好,你們現在還年輕,不懂。可想而知,母親的勸阻并沒有如愿以償。

隨后,她發動家族里所有的親戚來給三弟做思想工作。不僅如此,家里一有客人來,她就開始哭訴:“我的命苦啊——他現在翅膀硬了,不聽我的了。你們一定幫我勸勸他,這樣不行的……”

如此,連累著爺爺奶奶也一同整日以淚洗面,母親怨爺爺奶奶糊涂,讓父親娶了她,也怨爺爺奶奶無法勸服三弟,更怨我和大姐沒有與她一起拆散三弟和喬喬。

這幾年,我一直看著三弟和喬喬走過來的不易,也清楚姑娘的為人,我不希望她來日因為對我家情況的不了解而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,還給她寫過一封長長的郵件勸慰她。喬喬在回信中說:“姐姐,我尊重叔叔阿姨,也深知你們的艱難。我爸媽知道你們家的情況,他們沒有反對,他們都認為關鍵看安福(三弟)的態度,看他是否是值得等待的人。我也明白,異地戀是對兩個人的考驗,未來也許還會有很多坎兒,但我不會輕易放下……”

可母親的脾氣卻越來越大了,自從母親在三弟和喬喬面前坦白了神明的意志,就一直打著“有她沒我”的宣言與三弟對峙,也在親友面前高呼:“她要是再來(我們家),我就用掃把將她掃出去!”

“我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,有什么錯?”面對家族長輩的勸說,三弟始終不為所動。

母親的堅決最終惹怒了三弟,母子倆陷入冷戰。母親沒辦法,只好拉上父親一起來勸阻。起初父親并不反對,但在母親沒日沒夜的電話勸說下,父親反觀自己的婚姻,覺得這事是“信則有,不信則無”,如今他的狀態,還是寧可相信、好免遭他日之禍。

此后,父親也多次與三弟長談,這讓三弟很是為難——他既不想放棄喬喬,也想當一個孝子。
被神明擊碎的家

4

2017年6月,我大學畢業,父親的病情也在加重,癌細胞在雙肺、盆腔、腹膜多處轉移。在我22歲生日那天,在醫院肝外區的辦公室里,移植醫生冷冷地扔下一句:“不用治了,回家等著吧。”

我不甘心,拿著父親的病歷一家一家醫院地跑,但始終沒有醫生愿意收留。最后還是在資深病友的幫助下,找到了一家軍醫院肯收留父親。

在廣州,光是租房吃飯就已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了,加上父親常用的靶向藥要五六百元一粒,一次肝動脈灌注放療三萬多,一次放療七八萬……即便如此,我們也不愿放棄。

為了有更多的時間陪伴父親,我放棄了朝九晚五的工作,干起了電商。父親生病后,大部分時間他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我生活的軸心也從求學、求醫,變成了求醫、謀生。

父親身體每況愈下,加上母親對三弟擇偶的干涉,讓原本就雞犬不寧的家,四處彌漫著悲傷的氛圍。其間難得的一次放松,是一家人和父親一起,回老家看望爺爺奶奶,大姐還帶著她那兩個咿呀學語的萌娃娃。一家人格外珍惜這次難得的團聚,吃完飯后我們一起拍照,爺爺抱著曾外孫笑得合不攏嘴。

那時候誰也沒有料到,這會是父親與爺爺的最后一面。

等我們返回縣城后,爺爺就開始感到肚子不舒服,人也日漸消瘦,四處問診卻查不出所以然。輾轉兩個月,爺爺最終確診膽管癌晚期。

噩耗的降臨,讓母親在一場劫難余波未平之時、又為驅除新的災難在算卦的道路上馬不停蹄。沒多久,母親就求來了第二道救命符,并即刻告知奶奶——父子相克,萬萬不可相見,若相見則兇多吉少,對子不利。

爺爺住院后一直是姑父在陪護,我們起初都瞞著父親,只說是膽管炎——那段日子,父親骨轉移的疼痛愈演愈烈,加量后的靶向藥和止疼藥也無濟于事,也許是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不妙,他執意不肯再去廣州治療了。

為了慰藉父親沒法照顧爺爺的缺憾,三弟每天一忙完都會去醫院。我則會在早上給父親做好早午飯后,就拎著湯粥去看爺爺,然后再回家給父親做晚飯。還記得爺爺第一天見到我,就緊緊握著我的手說:“你阿爸病了這么久,苦了你姐弟啊。”

爺爺的狀態一日不如一日,他天天嚷著要回家。我們也曾考慮過將他送到廣州治療,但擔心老人家經不起折騰——從老家到市區這幾十公里的車程,對他來說已是漫長的煎熬。我們希望他能安度最后的日子,于是在住了近一個月的院后,爺爺便決定出院回家。

出院那天,姑父早早收拾好行李,我拎著爺爺的挎包扶他下樓。將要上車的時候,老人家向我要過挎包,緩緩蹲在地上,從包的最底層翻出一個密封袋,再從一小袋子皺巴巴的一堆零錢里,找出一張嶄新的100塊塞進我手里。

我站在陽光下,低頭看著爺爺那青筋突兀、又布滿密密麻麻針孔的手,感受到握在手中的錢傳來的溫熱,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襲來,一時哽咽著不知所措。

“拿著,聽阿公的話。”姑父在一旁安慰我。

得知爺爺出院后,父親也曾回老家去看望老父親。但為了“保住兒子的命”,父親來后,奶奶不許兒子進門,爺爺也躲在屋內,不敢出門見一眼兒子。

當疾病與迷信相遇,我們做子女的,竟如此束手無策。

腫瘤并不會因為人間的煎熬而放慢步伐,父親腰椎疼得坐臥難安,我們這才意識到腰椎轉移隱匿著癱瘓的風險,下一步治療迫在眉睫。于是在我們姐弟的連哄帶騙下,父親終于同意去廣州。

隨后,父親開始接受肝動脈灌注化療、放療。與此同時,爺爺腹水高漲,被疼痛蹂躪得徹夜難眠。2017年11月6日,在父親灌注的第一天,被病痛折磨了5個月的爺爺在一個寒涼的冬夜里走完了他83歲的人生。

凌晨3點,家里傳來噩耗,我看著好不容易才睡著的父親,突然意識到,眼前這個飽受病痛折磨的男人已經失去了父親。而當爺爺離開時,他們這對彼此無比牽掛著的父子,甚至連最后一面也沒能見上。

第一次灌注的副作用很大,父親渾身都是扎心的痛、嘔吐不止。我們本打算灌注完,若無大礙,爭分奪秒也要讓父親回去送爺爺一程。

然而第二天一早,母親就打來電話千叮萬囑道:“你一定要聽話,不能讓你阿爸回來見你阿公。你阿公如今走了,日后你阿爸會平安無事的。”

在父親的堅持下,我們還是回去了,可當我們到達時,卻才發現在母親的策劃下,爺爺的后事在前一天就已草草料理完畢了。家族的長輩雖然也希望能等父親回來,但在奶奶“保兒命”的威懾下,也只能妥協。

“阿爸病了,我沒能照顧,阿爸走了,我不能送,兒子不是這樣當的啊……”爺爺走后,父親變得越來越沉默了。

5

父親的病情并沒有如神明說的那般發展。

放療只是暫緩了局部疼痛,灌注也不見成效,不到半年腫瘤就全身擴散。2018年春節,我們決定再次送父親回廣州治療。

大年初八那天,一家人去小鎮的寺廟祈福。在回來的路上,我們商量著第二天就啟程去廣州復診。母親聽到后,卻立刻打電話給了算卦先生,在電話那頭傳來“初九不宜出門”的警示后,母親堅決拒絕了我們。

本來討論地熱火朝天的一家人,一時間又陷入了沉默。

“你們怎么個個都在和我作對,我咋就這么苦命!”回到家吃午飯時,母親依舊在喋喋不休地抱怨。

我試著跟母親商量:“媽,我3月中旬有一場重要考試,早些復診我可以騰出一點時間復習。要不然您陪爸復診,這樣的話推遲一點沒問題,您看如何?”

“我原以為你是最聽話懂事的,你怎么變了啊?你叫我去照顧你爸?你要和我做仇人?”沒想到我的話一下就激怒了母親。

大家幾經討論,最終還是決定在大年初九那天去了醫院。我無法跟母親說清楚,為什么就算是僅差一天,醫院的床位就有可能需要多等一周才能排上。她也始終無法明白,同時兼顧著學習、工作和照顧父親,這樣安排時間對我來說有多重要。

更重要的是,我終于發現了一個悲哀的事實:20多年的壓抑,讓我在母親面前已經徹底喪失了表達真實情感的能力。

25年前,隨著我呱呱墜地,母親日夜渴望得到一個男孩的夢被徹底擊碎了。母親望著襁褓中的我不知所措,她叫來神婆,交出生辰八字。神婆算出了一張命貼:此女與父母命不合,應當送走,若他日再與父母重逢,余生會過得更好。

神婆的斷言讓母親如釋重負,在計劃生育嚴苛的90年代中期,父親作為一個村官,雖然對于那個哭哭啼啼的嬰兒心有不舍,但他同樣希望得子繼承香火。于是他買來牛奶和紙箱,寫好生辰,將我抱出家門,我的命運和那時候農村的大多數二胎女孩一樣——被遺棄。

被養父母抱走后,我一直被養到小學畢業,為了求學才又回到了親生父母身邊。

自此,我成了爸媽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,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爸媽,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他們。特別是面對母親,我高興的時候,從來不懂得怎樣和她撒嬌;難過的時候,也從不敢向她哭訴。這20多年,我更是從來都不知道被母親抱在懷里是什么滋味。

但這并不影響如今的我拼盡全力、履行著自己應盡的義務。

2018年3月底,父親重感染,肝功能越來越差,在醫院治療了半個月,已是山窮水盡。走到如今,父親再次跟三弟提起喬喬的事。

事到如今,盡管多有不舍,三弟還是選擇了分手。

我記得三弟曾對我說:“她很優秀,最失落的時候她都陪在我身邊,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配不上她。但家庭的壓力讓我不會早成家,可又怕她等不起……”轉院是僅存的希望,我又死皮賴臉地回到之前的醫院,找到了之前的移植醫生。在用了大劑量抗生素后,父親的感染最終得以控制,暫且算是度過了難關。

6

然而不到3個月,情況卻再次急轉直下。

2018年6月,父親膽總管狹窄,黃疸居高不下,生命在一天一天凋零。由于肝功不好而長時間停用靶向藥,父親的腫瘤猖獗擴散,轉移病灶破裂,盆腔出血、肺感染、肝衰竭、嘔吐拉稀不止等接踵而至。

這是最后的日子了,我們請求母親一定來陪護:一是病情越來越重,父親需要時刻有人在身邊,我得跑上跑下,踏出病房一步都難以放心;二是我當時正在重感冒,父親已經幾乎沒有免疫力了,我一個噴嚏,對他來說便是雪上加霜。最重要的是,在父親最后的路程里,我們作為子女始終無法代替母親的位置,我們也不希望母親日后有遺憾。

母親終于肯到醫院了。日夜守著丈夫,給他擦身洗臉、按摩捶背。到了飯點叫她吃飯,她說不餓;叫她休息,她說不困。只是,一旦我偶爾有事外出,父親出現緊急狀況,母親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找醫生護士,或者給我電話,而是打電話去找算卦先生。那段時間,爸媽面對彼此的時候,常常陷入沉默且尷尬的狀態——盡管到了生命的最后,他們也沒能敞開心扉說說心底話。

“有神明保佑,你一定不會有事的。”這是母親長久以來對父親所說的唯一的安慰。

父親又一次盆腔出血,麻醉師趕來給他插深靜脈置管。母親站在門口望著,緊緊地拉著我的手哽咽:“我還是不能接受啊,我從來不敢去找醫生,我怕知道你爸的情況,怕他再也好不起來……”

但父親還是走到了最后一程。看著躺在病床上的父親,移植醫生、科室主任、資深病友都搖頭嘆息。如此,能讓父親順利回到老家就是我們最后的希望了。

7月1日辦理出院,回到老家將父親安頓好后,母親害怕日后睹物思人,連夜趕往小鎮、縣城的家,將父親所有的衣物、藥品等打包好,準備拿去扔了作罷。

父親用不上的藥還剩十幾種,其中包括一盒尚未拆封的樂伐替尼(上萬元)、一瓶幾百塊的白蛋白,我和母親商量:“既然這些藥咱們用不上,不如給那些等著救命的病友?”

“不行,沒用了就統統拿去扔掉!”

我了解母親的性格,只好假裝應下,趁她不注意,悄悄把兩大袋藥拎出家門,藏到了奶奶的柴垛里。可最終我的小心思還是沒能躲過母親的眼睛。

“你把藥拿去哪里了?快交出來!你這人怎么這么無聊,快快拿出來!”

“不給!”這是我第一次這么擲地有聲地與母親抗衡。

我理解母親,也許在她看來,將剩余的藥丟棄,家里就能從此斷絕了病根。

可我心里還想著那些吃不起正版靶向藥、但為了活命不得不通過非法途徑吃原料藥的戰友們,想起這么長時間、和我與父親同在抗癌路上茫然無措時互幫互助的病友們,想起那些捐獻器官的好心人,想起父親一輩子與人為善,又怎么忍心看這些救命藥淪為垃圾堆里的灰燼呢?

我還是悄悄把這些藥寄了出去。

回到老家后的父親吐得更厲害了,大小便也失禁了。7月6日早晨,我在廚房做早飯,父親對母親說,他想去地方醫院插下尿管。

“不用去了,沒用的。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就快說吧,不然就得自己悶在心里了……”母親曾經那么堅信父親會有好起來的一天,如今卻又親自砍斷了他的最后一絲希望。

在母親的訓斥下,我去小鎮買處理后事用品。那一天,毒辣的日頭炙烤著村莊,一片死寂,那沒等我回去,父親便與我不辭而別。“快哭啊!大聲哭啊!”當我飛奔到家時,母親在一旁催促。

我跪在地上,雙手合十,雙腿癱軟。母親還在一直教我應該怎么哭,但我卻始終哭不出聲來。我只知道,他再也不會像個孩子一樣,委屈地跟我說這里痛、那里不舒服,再也不用熬著吃藥比吃飯多的酸楚日子,他終于離開了這個折磨他的人間。

后記

三弟的婚姻一直是母親心中最大的石頭。父親去世后,在她看來,小弟尚且年幼,女兒始終是要嫁出去的,唯有三弟是她的依靠。

這一年春節回家,我常常聽母親嘮叨:“要是安福能找個好人,日后天崩地裂我都不怕了。”

得知三弟和喬喬復合后,母親曾不吃不喝數日,想要以此來要挾三弟分手,但三弟依舊不為所動。今年春節,三弟悄悄接了喬喬回老家看望奶奶,而老家的人誰也沒去向母親通風報信。

我突然意識到,維系我們這個家族的紐帶,已經隨著父親的離開斷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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